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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在抗战中的历史作用

发表时间: 2019-09-07

  经国务院批准,从2000年开始,每年的11月8日确定为记者节。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记者节第一次有了确定的日子,因为1949年政务院就确定了有记者节,但一直没有具体日子。为什么国务院要把记者节的纪念日期选择在11月8日呢?这就要从中国记协的前身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谈起。

  1937年七·七事变卢沟桥的一声炮响,神圣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爆发。许多青年记者立即奔赴华北和西北战场,采访战时新闻。平、津沦陷以后,日军又在八·一三大举进攻上海,华东告急。上海新闻界同仁为积极推进新闻战线的抗敌斗争,为民族解放而努力,深深感到有进一步组织起来的必要。在这些活动中,许多热血的青年记者参与其中,积极贡献智慧,努力发挥作用。1937年7月中旬,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上海检查党的工作,在会见胡愈之、夏衍等人时,指示加强爱国新闻工作者的团结,组成统一战线。胡愈之、夏衍等同一些新闻界人士商讨后,认为应该在上海组织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团体 。

  在中国和周恩来同志的直接关心下,1937年11月4日下午,新闻界范长江、羊枣(即杨潮烈士)、夏衍、碧泉、邵宗汉、朱明、恽逸群等在一起商量,决定组织一个永久性的团体,商定这个团体的名字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简称青记),并推举范长江、恽逸群、羊枣三人负责筹备工作,发起人中还有《大公报》记者王文彬、章丹枫、孟秋江、陆诒等(注1)。

  1937年11月8日晚7时,在上海山西路南京饭店举行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的成立大会,通过了协会的章程。作为协会发起人的夏衍、范长江、碧泉、恽逸群、章丹枫、王文彬等15人出席参加。作为发起人的《大公报》记者陆诒、孟秋江因在山西战地采访,未能到会。在成立大会上,推举范长江、羊枣、碧泉、恽逸群、朱明等5人为总干事,夏衍、邵宗汉等人为候补干事,这时有会员20多人。会议认真讨论了战事的发展趋势,因国民政府的中心已西移到武汉,有必要在武汉成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武汉分会。会议授权范长江筹备武汉分会(注2)。

  《大公报》对范长江的工作安排,是在战地采访,后来范长江向《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提出到汉口版工作,同时兼顾青记的工作。张季鸾考虑到范长江长期做战地记者,他的采访才华已充分展现,他的撰写通讯《大公报》已出过两本专集《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同意让他回汉口分馆,再熟悉一下编辑工作,这样对他今后在新闻事业上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范长江回到《大公报》汉口分馆后,白天编辑稿件,业余时间在《大公报》的宿舍里,接待各地青年记者和进步人士,筹划青记汉口分会成立事宜。协会由上海转到汉口后,于1938年3月15日改名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

  1938年3月30日,中国新闻记者学会在汉口青年会二楼大礼堂举行成立大会,郭沫若(左一)代表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三厅讲话,主席台左一为沈钧儒。

  1938年3月30日(也有一说是29日)下午2时,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在汉口青年会二楼礼堂宣告隆重成立。出席会议的除上海、武汉两地外,还有长沙、广州、西安、成都、重庆、香港、南洋的会员代表。参加这次盛会的有中外来宾近百人。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文化界人士郭沫若、潘梓年、杜重远、沈钧儒、阎宝航等作为来宾出席,《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编辑主任王芸生也作为来宾到会祝贺,表示全力支持青记的工作。国际友人也来参加这次盛会,其中有苏联塔斯社的罗果夫、美国合众社的爱泼斯坦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会上,先由主席团范长江致开幕词并报告筹备经过。第二项是军政长官致词,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讲话,于老很谦虚,说自己是一个新闻记者,以同行之谊来道贺的。他说,过去当新闻记者叫做无冕之王,现在不小心就会变成无头之鬼。会议中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军委会第三厅来了一个姓白的混小子,非常自大,说我们新组织未向该厅备案,是不合法的,于是在发言中引起一场舌战。主持者马上把印好的会刊《新闻记者》在会场上散发,上面有影印的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批予备案的文件,给这个姓白的混小子出乎意料的打击。范长江在致谢辞中还击了那个家伙。他说:抗战时期一个爱国记者的,一个爱国记者的团体的自由,今天是一项重要的考验。我们依法向中央宣传部备案,又蒙各方领袖人士参加,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寿章亲临指导,可是因未向什么厅去请求批准,仍被评为不合法。有人还在破坏人民最低限度的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他的话博得全场掌声,把那个姓白的小子气得脸青面黑,垂头丧气(注3)。

  大会通过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成立宣言》,选举了领导机构--常务理事会。范长江、钟期森、徐迈进当选为常务理事。在常务理事之下,设秘书一名,由朱明担任,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并设总务、组织、学术三个组,作为工作机构。陆诒等10余人为理事,范长江等3人为常务理事。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扩大友军,取得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以达到促进抗战宣传的目的,青记又聘请《大公报》的张季鸾、王芸生等15人为名誉理事。当选理事的还有陈侬菲同志,他是不久前从狱中出来的大革命时期的老红军,不仅善于执笔写文章,还能带兵打仗,英勇杀敌。他受党的指派,来青记工作。陈侬菲同志接受理事会委托,常驻华商街济世总里会所办公,组织记者走上前线,深入敌后,领导青记繁忙的日常工作。

  记者学会成立之后,出版了《新闻记者》月刊,16开本每月一刊,通过这本机关刊物。团结和鼓舞会员,讨论新闻政策发表对国事的意见。《新闻记者》顽强地在武汉出版了七期,在长沙干出了第八期,辗转到桂林出了第九、十两期合刊。虽条件一期比一期艰难,但内容一期比一期充实。成都、桂林、西安、延安等地都建立了分会。当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的纪念日,由青记发起在青年学会举行了纪念会。那天,大小官吏忙着撤退,一个都没来,是清一色的大会。周恩来同志一直关注青记的工作,这天他亲自来演讲,屋里挤得满满的,街上没有公共汽车,黄包车也没有,到会的全是靠两条腿走来的。周恩来同志讲话没有讲稿,也没有提纲。今晚六会彩开奖结果l他说:鲁迅姓周,我们都是绍兴人。我来参加纪念会,不是因为同姓同乡,而是因为他是我们共同战斗的同志,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也是为中国人民求独立自由、谋幸福的闯将……周恩来同志的讲话给青年记者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秋天,武汉战事吃紧,范长江决定总会仍留在汉口,重庆设立青记驻渝通讯处。武汉失守,陈侬菲和范长江退到了长沙。1938年10月20日,国际新闻社在长沙正式成立。这是继中国青年新闻工作者学会成立之后,中国新闻历史上又一个有着重要意义的日子。因为它是在统治区内,由中国领导的通讯社。青记是一个统一战线的群众团体,国新社则是一个革命新闻事业机关。

  1938年,范长江、陈侬菲、胡兰畦(从左至右)在武汉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讨论工作。

  国新社是周恩来同志在武汉沦陷前,就授意青记着手筹备,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是党领导下的新闻机构。经过周恩来同志的参与策划,胡愈之和范长江进行了周密的思考和认真筹划,准备以青记会员为骨干,组成一个通讯社,向国际宣传处供稿,同时向国内报社发稿,目的是打破中央社的新闻封锁,用民办新闻团体名义,以专论和通讯稿形式,向国内外150多家报纸供应稿件,达到宣传抗战、宣传团结、宣传进步的目的。

  长江说,我们自己组织起来办通讯社,能舒展自己的力量,不受制于人,这是开创自己事业的好机会(注4)。

  国新社有一百多名社员,很多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负责总社的胡愈之、范长江、黄药眠等本身就是写作能手。通讯员从一百多发展到三百多,基本队伍是青记的会员。

  范长江是国新社的社长。国新社在长沙成立后不久,因长沙大火,与青记一起迁往桂林。

  谷斯范回忆与长江一起在国新社工作时的情况时说:每次长江从前线采访归来,社里便像过节似的热闹一番。我们迫不及待地听他分析当前军事、政治形势,抗战派和投降派的斗争,各种内幕消息和沿途见闻。听说长江回来了,跑外勤的大高和小高就来打听消息,有时还参加我们的晚会。长江跟《广西日报》、《扫荡报》等头头都有不浅的交情,他回到桂林,新闻界的来客络绎不绝。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新社被关闭了。同志们安全转移到其他地方,革命的火种撒向四面八方,燃烧起熊熊的革命斗争的火焰。

  1939年初,长沙大火后,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退到了桂林,并在桂林设立了南方办事处,陈侬菲任主任。

  如今仍健在的林浩同志回忆了南方办事处的往事:青记的南方办事处在桂林环湖北路19号,我在青记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来往的书信,我曾经给很多进步作家写过信,还帮助过一些人。有一件事印象挺深,就是收到萧红的信,是从湖南的一个小地方写来的,信中说她实在是困难得没办法了。我感到非常惊奇,我早就看过萧红的书,知道她是一个知名青年女作家,是萧军的爱人。那时我赶快拿出自己的钱,寄了5块钱去,后来她还来信感谢。我还记得巴金也去过我们那里。他带着深度的近视眼镜,说着我听不大懂的四川话。很多进步的作家都把青记南方办事处当成他们自己的地方。一些宣传救亡的演剧团,更是经常来来往往。他们没有地方住的时候,就来找我们。有时我还把自己的床让出来给他们睡觉。还有一些人到桂林之前钱已花完了,我还要给他们路费。陈侬菲每个月给我30元钱,在那时是相当多的。因为青记南方办事处经常只有我和陈侬菲两个人,我们一直在国新社搭伙吃饭,每月交伙食费。一起吃饭的有范长江、孟秋江……。虽然生活很艰苦,但是大家总是高高兴兴的。我们难得开一次荤,吃萝卜烧牛肉的时候锅里没几块肉。开饭的时候大家一起开矿,看谁的运气好,能从一大堆萝卜里挖出一块肉来。陈农菲还让我给《越南日报》当特约记者。我根本不知道新闻稿怎么写,但是人家的聘书来了。陈侬菲对我很严格,但是从来不当众批评,我要是做得不对,他就看着我。到这种时候,我就知道该仔细反省了。陈农菲老是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要出去办(注5)。

  陈侬菲同志主持举办了战时新闻工作讲习班,学员是公开招收的,因为是业余学习性质,又不限文化程度,所以报名的人很多,其中多是在职青年和在校学生,也有一些失业青年,大多是中学程度,也有大学肄业和毕业的。开学时,约有学员80人,课堂是临时向一所市区小学借的,利用该校的教学间隙,在晚间上课。

  战新班教学内容主要是新闻工作,从采访到编辑、出版各方面的指示,并结合抗战形势和学习需要。上课教师有:范长江、孟秋江、钟期森、王文彬等。徐特立同志也来做过报告,徐老精神抖擞讲了三个小时。他的话朴实、具体、生动,对党的政策作了很精辟的阐述,连那些成见很深的机关报纸的记者也认为语语线月初,陈侬菲同志主持了毕业典礼。部分学员组织了一个战时新闻社,年底,成员先后离去。

  青记的经费主要靠自力更生。范长江同志自徐州突围回到武汉之后,一连花了几个晚上,把当时各报记者所写的通讯和参加突围战斗的军政人员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搜集起来,汇编成《徐州突围》一书,售给生活书店,取得稿费400元。这就是青记第一笔巨额收入。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经济上也很困难,但为了支持青记,一下子捐了200元,因为用单位名称出面不好,就用先生、周恩来先生、先生等十个负责人捐赠多少的办法,在《新闻记者》上登出启示。1938年12月开始,军委会政治部每月补助1000元,后来减为500元 ,再以后就不给了。

  就在条件十分艰难的情况下,青记驻渝通讯处却办了一件不可想象的事,这就是全国报纸展览会。全国报纸展览会1939年1月28日在重庆社交会堂开幕,一共展出了三天。展览中,除了大后方出版的报纸之外,还有海外出版的华侨报纸,更多的是来自敌后解放区的抗战报纸,共有500多种。这些报纸有铅印的,有石印的,最多的是油印的,虽说报纸版面眉不清目不秀,却反映了当时各个解放区军民艰苦奋斗的生活和争取抗日战争彻底胜利的信心。全国报纸展览会是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的真实写照。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内部是彻底民主化的,重大问题都由常务理事作决定。当时有三句口号:集体生活、集体学习、集体工作。办事处只有一个主任、一个秘书、一个会计,两三个干事,从工友到主任一律二十元。在密查记者学会活动的报告中,有这样的话:学会网罗名报、名记者,放弃优厚待遇,建立合作社性质之通讯社,别有用心。特务头子戴笠、康泽都声言,要给青记一点颜色看。后来陈侬菲同志带着《新闻记者》的稿子去衡阳印刷时,在衡阳被特务绑架。万幸的是陈侬菲同志巧遇同学营救,在党的安排下,到了新四军挺进纵队,后来成为电影《东进序曲》中黄秉光的原型人物。解放后陈侬菲同志担任上海统战部部长,文革中被。

  青记会员们始终紧握自己锋利的武器--笔,忠于职守,战斗在推动抗战捍卫祖国的新闻岗位上。在敌人残酷的轰炸摧残下面,大后方的记者,克服着异常困难的物质技术条件,始终奋斗不懈。在战区,英勇无畏的青记会员冒着枪林弹雨,不畏艰险在前线采访,更有无数记者随军深入敌后,或只身化妆深入敌占城市,编辑出版报纸,宣传抗日,坚定了敌占区广大群众胜利的信心。

  青年记者纷纷奔赴前线,争当引以为豪的战地记者。卢沟桥事变时,青记理事陆诒首先进入宛平城。在八年抗战中,陆诒约有四年在战地奔波采访。他足不停步,手不辍笔,亲临现场采访,成为一名出没于枪林弹雨的战地记者,写下了众多记录战争的篇章,如《傅作义热泪盈眶》、《马兰村访萧克》、《朱老总胸有成竹》、《周恩来派我见陈诚、访叶挺》等;战地纪实《娘子关激战》、《踏进台儿庄》、《热河失陷目击记》等。南口战役时,青记干事孟秋江亲临南口山上,与最前线战士共生死,写出了《南口迂回线上》动人的文章。保定战争时,战地记者方大曾为了写《永定河上游的战争》一文,冒险北进,后保定失守,逃至蠡线,仍向后方来信说:仍当继续北上,以达成最初的决定。这位可爱的新闻战士最后失踪(注6)。

  大公报记者邱溪映报道了平型关大战。女记者胡兰畦报道了上海保卫战,写出了《大战东林寺》一文,表现了守军坚强的战斗精神。南京会战中,最后退出南京的记者萧韩渠牺牲了。徐州会战中,全国三、四十个记者布满了以台儿庄为中心的战场,厦门《星光日报》记者赵家欣,暹罗《华侨日报》记者蔡学余,新加坡《星中日报》记者黄薇,华侨记者团纪志文、庄明崇、龙炎川等,菲律宾华侨记者组成记者团,活跃在泰山、运河之间的战场上。徐州突围时,数十位记者经百般艰难,分头突出重围,回到武汉。中央社记者刘尊棋、范世勤始终坚持在淮河流域和大别山之间,不离岗位一步。

  新华日报记者陈克寒遍历山西战场,考察了晋察冀边区,写成轰动一时的《晋察冀边区模范根据地》小册子,这本书大大坚定了民众抗战的信心。九江战役中,菲律宾华侨商报记者张幼庭被炸死在江中,新华社日报记者陆诒坚持在湘鄂赣山区,真实报道艰苦奋战的将士们。新华日报记者李密林、潘美年、陆从道在撤退中,被敌机炸沉乘船,以身殉职。鄂北日报的胡绳、楚云,新华日报华北版的何云、陈克寒,战斗在敌后。这些只能是挂一漏万,还有无数可歌可泣的新闻战士和感人事迹。这些足可以证明,新闻工作者英勇地踏上了民族解放的战场,无私地为伟大的抗日战争奉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他们的作品朴实无华、真切翔实并且具有感染力,极大的鼓舞了军民斗志,也为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战争留下了一个个生动感人的镜头和一页页珍贵的史料。(注7)

  青记一开始就注意团结广大新闻工作者,增强新闻界的团结。青记为了帮助前方将士解决精神粮食,在武汉保卫战前夕,还设立了战地报纸供应部,把《新华日报》、《大公报》、《武汉日报》等报纸送往前线。每次开招待会、报告会,或者欢迎会友从前线归来,总是尽可能把各报记者一齐请来,消除各报记者之间的隔阂,增强新闻界的团结。比如1938年5月28日,新华日报领导博古、凯丰同志和社长潘梓年招待从徐州突围归来的陆诒同志时,把其他各报参加突围的记者和武汉新闻界的领导人都邀去参加。当时有新加坡《星中日报》的胡守愚和黄薇,《大公报》的高元礼,《扫荡报》的张剑心,《救亡日报》的陈北鸥,中央社的石家驹等10多家报纸的记者。席间《新华日报》的领导向各报领导和记者祝酒致谢,感谢本报记者陆诒得到同业的支持和帮助。在抗战中这种精神十分可贵,值得发扬。范长江同志也抓住这个机会,大讲青年记者团结的重要。

  总会又建立了记者之家,临时在汉口长春里租了几间房子,接待从前线回来的战地记者,大家在一起写稿子,译电码、发电报,取长补短,互相合作。长春里原是一个妓院,进进出出的流氓小偷很多,但记者之家却如中流砥柱,丝毫不染。陆诒、高天、徐盈、胡兰畦、胡耐秋等同志都光顾过这里。在长沙、重庆等地都有过记者之家。

  作为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的海外部主任和香港分会的总务部主任,恽逸群多方联络海外各国华侨报纸的记者编辑、动员他们参加青记在华侨中宣传抗日和进步思想。所有的海外青记会员到香港时,他都派人接待,为他们解决住宿问题。为了发展青记在香港的会务,他除了组织青记会员的定期集会活动外,还以青记香港分会的名义,创办了香港第一所新闻学校--中国新闻学院。

  抱着巩固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的目的,对报刊的上层人物,恽逸群以友好的态度设法联络团结他们。他邀请报刊的青年记者、编辑参加青记,邀请资深记者到中国新闻学院讲课。他还发起组织香港新闻界聚餐会,每两个星期举行一次,所有左、中、右立场的报纸都参加以联络感情,增进团结,创设共同抗战的氛围。

  在大大小小的各种聚餐会和座谈会上,激荡着许多卓识谠论的言谈,新闻文化界人士胡愈之、茅盾、陶行知、邹韬奋、乔冠华、范长江、夏衍、陈侬菲、斯诺、爱泼斯坦等,派人士梁漱溟、沈钧儒、何香凝、黄炎培等,多次与会,各抒所见,求得共识。恽逸群以东道主的身份主持这些会议,为中国抗日民主进步事业推波助澜。

  皖南事变后,恽逸群、茅盾、邹韬奋、范长江、金仲华等九人联名发表了《我们对国事的态度和主张》的声明,要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一声明处在港刊出外,还用中英文发给海外华侨报和外国报纸,揭露了的反动宣传(注8)。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团结了的中央社、《中央日报》、《扫荡报》中的一些爱国进步的新闻工作者,以致反动派对这个团体是非常头痛的。

  皖南事变后,因为青记始终坚持中国的路线,恨之入骨,终于在1941年4月28日将青记封闭了。

  青记总会被封后,青记活动虽然被迫停止,解放区延安分会、晋西分会、晋察冀边区分会的活动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青记2000多名会员继续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进行不懈的斗争,一直坚持到全国解放。

  1943年7月中国青年记者协会晋察冀边区分会举行成立大会时,与会代表合影。

  在68年的奋斗中,许多为开创人民新闻事业建立卓越贡献的老前辈,已经溘然长逝,许多在火热的前线和在平凡的岗位上为新闻工作而忘我献身的烈士们先后离开了我们。我们深切怀念他们,永远纪念他们。

  青记虽然只生存了短暂的3年半时间,但它是中国爱国、进步的新闻工作者的一面旗帜。当我们纪念她诞生68年的时候,我们感到:它的激扬、凛然的爱国主义精神;办实事、求实效的艰苦朴素作风;讲团结、求大同的工作宗旨;是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财富,我们应该不断地咀嚼,吸收其中丰富的养份。

  1. 见于《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第641页 方汉奇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6年第一版

  2. 见于中国记协历史资料汇编《对中国青记历史情况的回忆》一文 第32页 陆诒著

  3. 见于《戎马书生》《出入波涛里》一节,第765页 陈农菲著 上海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

  6. 见于《范长江新闻文集》第769页 沈譜编 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 1989年9月第一版

  7. 见于《范长江新闻文集》中《新阶段新闻工作与新闻从业员之团结运动》一文 第821页 沈譜编 新华出版社出版 20001年11月第一版

  8. 见于《奇才奇闻奇案-恽逸群传》第146页 顾雪雍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6年10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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